龚先生
“红老头事件”仍在持续发酵。
7月8日晚，@抖音辟谣发布视频称：针对“南京红老头”事件“已核实237人身份”“11人被检测出HIV（艾滋病）阳性”这一谣言点，平台迅速发现、主动与相关部门核实相关线索并立即进行处置。
在此之前，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已针对“南京红老头事件”发布警情通报称：焦某某（男，38岁，外省来宁人员）假扮女性，相约与多名男性发生性行为，并偷拍视频在互联网传播。网传南京60岁大叔男扮女装及与千余人发生亲密行为信息不实。
（图源：“江宁公安在线”微博号）
按理说，在警方发出通报后，沸沸扬扬的“红老头事件”就已经画上了阶段性句号，谣言就应该停止传播。但貌似“有鼻子有眼”的新谣言又开始粉墨登场，原因无他，猎奇或已成社交媒体时代最有效的流量密码，而真相，往往沦为牺牲品。
“红老头事件”发酵的轨迹清晰可见，最初可能只是小范围内的真实案情讨论，但随着信息传播，每经过一个节点就被添油加醋：60岁取代38岁；“多名”膨胀为“千余人”；警方介入后，“237人身份被核实”⋯⋯这些变异并非偶然，而是遵循着某种“传播规律”——越是离奇、越是挑战常识、越是满足窥私欲的内容，越容易获得转发和讨论。
社交媒体时代，信息的病毒式传播不再依赖真实性，而是取决于它激发情绪的能力——恐惧、愤怒、惊奇等“高唤醒情绪”，成为内容传播的隐形推手，而客观冷静的事实陈述，往往无人问津。
在这场谣言传播的合谋中，每个参与者都难辞其咎：普通网民追求刺激，在点击与分享；自媒体账号为了“10万+”，在不择手段地夸大其词；甚至部分社交媒体平台，也在推波助澜。
（图源：新华社）
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大脑处理信息时存在“消极偏好”——负面消息往往比正面消息更容易吸引注意力。当这种认知偏差遇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，便形成了谣言传播的“完美”温床。算法不问真假，只计算热度，越是容易引发激烈反应的内容，越会被优先展示，于是就形成了一种“越离奇越真实”的悖论。
从更深层次看，此类事件的疯狂传播折射出转发者的一种病态心理——一方面是对涉性话题的过度好奇，另一方面则是对“异类”群体的猎奇与排斥。而“60岁大叔男扮女装”的叙事，恰好满足了这部分群体对“变态”的想象，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全宣泄道德优越感的对象。
对谣言及其传播的治理，面临三重困境。
首先是技术困境，当前AI深度伪造技术已经能够以假乱真，而鉴定技术却相对滞后；其次是法律困境，我国虽已出台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等法规，但对谣言制造者，尤其是普通转发者的追责仍存在取证难、界定难的问题；最后是社会困境，网民素养参差不齐，不少人依然抱着“宁可信其有”的态度在参与传播。
（图源：新华社）
破解这一困局，需要多方合力构建“免疫系统”——平台方应当优化算法推荐机制，建立“真实性权重”评价体系，对未经证实的消息降低推荐优先级；媒体必须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，在抢时效与保真实间找到平衡点；政府部门则需要进一步完善谣言预警与溯源机制，提高响应速度。
而作为普通网民，我们或许可以在面对惊人消息时，先停顿三秒思考信息源。如果发现这是谣言后，要勇于成为“纠错节点”。
“红老头事件”会在一时的喧嚣中过去，但类似的谣言传播，仍将反复发作。在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既是潜在受害者，也可能成为无意加害者。构建清朗网络空间，不仅需要技术手段的升级、制度设计的完善，更需要每个网民从追逐流量转向尊重事实，从情绪宣泄转向理性思考。
真相要跑赢谣言，靠的是集体理性战胜个体猎奇——这或许是我们从“红老头事件”中能获得的最宝贵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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